从上海长乐路和襄阳北路的十字路口开始，东西南北各走一个街区，6条马路，9个路口，111种职业，580家门店，62个人——这是作家伊险峰和杨樱新书《九路口》中所记录与描绘的范围。
街区中的商业生态是这本书的着眼点。书中甚至将这小小0.25平方公里比作演化生物学家E·O·威尔逊叹为观止的热带雨林，“刹那间展现在你眼前的动植物物种可能在那一天、那一周甚至那一年都不会再次看到。”在这个业态丰富多样的街区，竞争同样是残酷激烈的，有韧性的个体才能活下来。
英姐的公路商店、范阿姨的服装店、高松的门窗店、小胡的小酒馆……是书中着墨较多的故事。
他们各有各的与城市打交道的方式，面对上海这座庞然大物，有自己的野心与抱负，他们身上既有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改革烙印，又有蕴于个人性格与命运之中的决断、偶然、幸与不幸。
城市里的故事总是有聚有散，相比于散的悲伤，伊险峰和杨樱更想记录人们从五湖四海而来在此相遇和聚合的故事。这是一个“城市因集聚而生”的故事。
本期节目，如此城市与伊险峰、杨樱聊聊滤镜之外的上海“九路口”街区，以及蕴于其中的城市文明。
杨樱：关于城市的话题我们从始至终都很感兴趣，我们曾经做过报道，去研究关于城市的命题，获得很多思考。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城市。我们的办公室位处长乐路和襄阳路口，从感性的角度来讲，这里的热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热闹与人造的shopping mall的热闹不同，它既保留着上海过往的商业业态，又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长乐路颇具丰富性，一种原因是由于有许多新闻性事件发生在这里；另一方面是它的历时性本身就很丰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
《九路口》的写作和《好奇心日报》不同。《好奇心日报》是以明确的报道目标为导向进行采访。比如，以前做的栏目——“房子”，没明确的时效性，就以“不动产”作为切口，去和采访对象聊，哪怕他的房子是租的，也能从“房子”延伸出很多话题，走进他的生活。采访的本质就是用一个无机物唤起一个人的生命记忆。《九路口》则诞生于某种未曾谋划的契机，我们没提前计划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只是我恰好租了一间办公室，我们恰好想要探讨一个系列性问题，用我们大家都认为合适的知识结构。于是，九路口的记录实验便诞生了。我们站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视角观察九路口的变化，也站在当下记录它现在的模样，看看它一年之内会发生啥变化，这样的记录本身就是我的目的。
老上海百业指南”的地图，也可以叫“行路图”（《上海行号路图录》），它记载了全上海1941年和1943年的商业、行铺的目录。大概四大册。我们在里面找到了我们关注的六条街，发现那些建筑的位置、面积都没有过大变化，甚至有的机构的经营用途都延续至今，比如从前那里是中西疗养院，今天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曾经那里是一个警察机构，现在是公安局……建筑反映出来的继承性，正是上海作为一个城市文明迷人的地方——无论从物理意义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很多东西和150年前相比，没改变过。
巨富长”街区，而店铺是这片街区中最有生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所谓的“个体户”。大型商业店铺在这里很罕见——这里有三十几家咖啡店，星巴克在最边缘的一处，走出这片街区，也许在一个街角处就能遇见三家星巴克，这是这片街区的一个特点。
所以，店铺经营者也好，居民也好，他们都是我想要探讨的这个街区的组成部分。我想明白他们为何会来到这里？又如何与这个街区建立起连接？
我们认为城市产生力量和价值的过程就在人群的动态聚合。比如富民路，它就像一个展开的shopping mall，人们从五湖四海聚集于此，为它注入生命力。我们关心的是它的聚合是城市运转带来的动力，还是城市规划导向的结果。
英姐的店叫长乐624，在它成为一间供人打卡、拍照的公路商店以前，它就已经在那里了。这些年，亚逼文化的涌入使它成为一处景观，这其实是两个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第一是顾客，一直以来它的顾客大都是滑滑板的人，他们是亚逼文化的主流群体；第二是街区业态，“巨富长”上的很多店面、公共设施都布满了涂鸦和贴纸，长乐624没有将它们清理掉，而是保存了下来，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长乐路其实是淮海路的“副街”，它承托起淮海路“溢出来”的流量与游客。早年间卖水果时，英姐就开始接待从淮海路买假劳力士而归的外国游客。她学习能力很强，敢于尝试。后来因为腰不好，她转型去卖酒，不挑不拣，什么酒都卖。再后来，她听取了顾客的建议，玩起了宝利来，琳琅满目的酒水和宝利来融合在一起，建构起长乐624独特的多样性，同时，也正是这种多样性，奠定了公路商店与它合作的基调。
成为了如今的酒吧街。街道上的小商业主，有的抓住了机遇，完成了转型，比如英姐；有的则始终如一，比如英姐的邻居莫先生，现在仍然在卖茶叶。这也是不错的故事。保罗酒家，开在富民路271号，是上海本帮菜餐厅的一大代表。保罗年轻时作为知青回城后，没有工作，只能自谋职业。从修车到卖轮胎，保罗一路打拼摸索，最终在浓油赤酱的本帮菜中找到了立身之本。
像保罗一样，任何一个人都在城市中找寻自己的谋生之道，和形形的人建立起“关系”，这既是一个人生存的社会网络，也是写一个街区要关注的。
2022年保罗酒家关闭，费里尼为它写了一篇悼文，我们就借着他的文章，把保罗酒家写进了我们的书里。费里尼是保罗酒家的顾客，他笔下的保罗酒家具有一种公共性，像是城市的象征。然而梁先生——保罗小学同学的同学——从小就认识保罗，他亲切地称保罗为“强强”，他为咱们提供了一种私密的视角去认识保罗酒家。
比较有意思的是，梁先生对人的记忆是以房子和出路为坐标的。他回忆起一个人，会讲这个人的房子有多大，最后置换到了哪里，这与他后来的出路有什么联系。他讲起保罗，讲他最初如何从自己家的小房子发家，讲他如何拿下周边的商铺实现扩张。梁先生记忆里的保罗是真实且生动的，它不是象征物，而是一段真切的记忆，就像梁先生对小时候洗澡的地方记忆犹新，连回家的路线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个人对城市的记忆点是不一样的。
这本书里所关注的权力的话题，有时候是纯粹的不同商家之间个体意志的摩擦与制衡，这是最初始的尼采意义上的“权力意志”，比如讲到保罗酒家的时候，因为创始人“强强”强盗般的强势性格，合并临近的店铺，就直接参与塑造这片街区与空间形态。这样的案例书中还不少。伊险峰：
拿延平路举例，它在士绅化后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基调。但它还能够允许像老于家东北菜、山东饺子馆这样的店铺存在，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再比如我们在长乐路看到的酒吧街、公路商店、亚逼聚集地……其实这些都不是政府规划的，而是依靠个体自身的生命力，一点一点运转起来，慢慢聚合而成的新业态。
然而，没有规定并不代表它不被管理，那么如何去界定规定与管理？管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管理能够为个体提供多大的自由空间？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议题。个体力量是街区生命力的主要源泉，即使是资本，权力也很有限。
很多在核心街区拥有一席之地的人实际上并不在周边从事生产活动，他们与街区之间的关联是非常原子化、非常偶然的，除了建筑，他们不会在这里留下任何痕迹。 这就是怎么回事我们会说，当超级大的shopping mall或者豪华街区被建立起来后，城市中的血管就被切断了，它失去了一份勃勃的生命力。杨樱：
景观化之下的权力更多的是一种“审美权力”，也就是说，它限定了“美”的标准，并将这种审美标准推及到所有景观上，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审视。“修旧如旧”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修缮把时间的痕迹全部抹掉了。能够被修缮的只有功能，真正审美意义上的修缮没办法实现。以前，上海以及其他城市能够容纳的审美是多元化的，即使会受到主流审美趋势的影响，也会变得很慢，而现在，有很多东西一夜之间就变了。
杰夫·昆斯（Jeff Koons）是国际公认的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美国艺术家之一，因表现通俗文化主题和复制粗俗工艺品而闻名。他以镜面不锈钢做成了一个巨大的气球狗雕塑，这是一种引人注意的巨型艺术（mega art）。人们对巨型艺术的注意是一种本能，不是由其他外在力量塑造的，互联网将这种注意力转化成了流量，与以前线下的宣传并无二致，重要的是如何应用流量，以及应用的目的是什么。
就比如将“巨富长”比作一个时尚产业公司，它其实已经颇具规模了，里面这些个体户都是公司的组成。
我们所讨论的“没有大企业”是相对于上海职员文化而言的。这种文化是跨国公司文化塑造出来的，因为在上海的早期的外来者包括来自香港、台湾的职业经理人，在跨国公司总部里往往也是职员角色，他们对职位和职位带来的福利更在意一些，包括高薪、补贴、假期等等。
他们不是来这里创业的，他们要在这里享受好时光。如今如果用历史纵深的眼光去观察上海的职业传统，就会发现真正与外企文化互置的，不是创业，而是国企或者考公。
和2010年北京的互联网创业潮相比，上海的创业氛围没那么浓厚，这是因为上海有很多外企，在其中工作的职员有着明确的职业上升路径，因此他们不太倾向选择去承担创业的风险。外企的工作有着非常强的流动性，比如在宜家工作，成为上海区总经理后，随时有可能被调去澳洲，国际流动的工作影响了一大批人买房置业的人生规划，全球化的思维主导着上海的职业传统。但是近两年来，随着外企比例的下降，全球化对上海职场的影响也逐渐减小。
有人认为，职员文化似乎是追求一种人生的安稳，但安稳，在不同人的理解中，在不同语境下，含义完全不同。2000年左右，在宜家做管理层也是一种安稳的选择，但是跟着时间的流逝，今天职业经理人的危机感在一夜之间就已袭来，如今，安稳的弹性已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制作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