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创新的公共设计管理，重塑城市空间与社区肌理 周红玫 时代建筑2022年第1期
中国城市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形成了很多“超大封闭小区”，导致交通堵塞、街道失去活力、住区空间孤岛化、城市公共资源私有化、城市运行维护的公共成本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不断的提高、土地空间利用效率受到限制等诸多城市问题。借鉴欧洲城市“街区制”空间布局的经验，国家倡导“小街区、密路网”，建设开放街区，提升交通疏解能力，提倡低碳出行，促进邻里交往，提升城市街道和街区活力。随着2020年以来严格的疫情管控，“开放街区”的空间策略面临挑战。为此需要面向城市的“效率与公平”，从更为本质的维度探讨“开放街区”，关注开放街区的理论探索、街区尺度问题、规范问题，以及街区领域性问题与管理制度等等。本期邀请专家学者展开多层面多角度探讨。
卓健、王博睿、沈尧讨论了开放街区的交通组织，引导我们重新认识街区制中的重要概念“小街区、密路网”；张杰、张弓、胡建新等探讨了在新时代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重新认识传统开放街区模式的价值；司桂恒、屈张基于社会效益维度探讨了开放街区“领域性”问题，并初步探索基于领域性的后评估指标体系；葛岩、沈璇、王睿以上海为例探讨了开放式街区的规划设计，指出街道设计与社区生活圈规划是推动街区制实施的重要技术方法；周钰、张玉坤讨论了开放街区的街道界面形态控制指标问题；黄文亮、李博、李晶竹探讨了开放街区在中国面临的一系列实践问题，指出城市管理者、规划设计者需要深刻理解民众今天的需求和中国城市未来的走向；徐丹、叶伟华、金延伟讨论了前海开放街区的规划建设实践探索；周红玫聚焦高品质城市空间的生产方式和机制创新，讨论公共设计管理如何重塑城市空间与社区肌理；沙永杰基于上海发展视点分析城市演变基本规律及转型升级更新举措，探讨了城市片区的开放性和城市更新问题；戴春、史书沛以当前开放街区研究的重点问题为线索，回顾了中国开放街区的理论研究，并梳理了“可持续开放街区在中国”论坛中的讨论。
文章探讨如何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推动具有“专业属性”和创新性的公共设计管理。首先反思了传统的、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设计管理模式及其局限，回顾了深圳在公共设计管理上的创新传统。然后通过一系列议题和案例分析，系统介绍了作者在过去26年间，如何利用各种公共设计管理创新，捍卫公共空间利益，全方位、全过程地为优秀设计的诞生和落地提供持续性保障。文章聚焦高品质城市空间的生产方式和机制创新，阐述其如何为承载丰富多元的公共生活营造城市舞台。最后提出为更好地面对新一轮城市化的挑战，有必要为公共设计管理建立起更完备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方法。
《依法行政手册》——1996年10月，这本刚修定发布、13章近500页、沉甸甸的手册递到笔者手中。那时笔者刚到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以下简称“深圳规划局”）工作了两年，所在的建筑规划设计审查部门名曰“建筑法规执行处”，而这本手册则详细定义了我们该如何依法依规，行使政府的建筑规划设计审批职能。如果在审批中，审批者深究手册未详细规定的某些议题，比如关于建筑学的核心价值、文化品质和社会价值——这些很难被量化但对城市和公共生活同样至关重要的议题，就会有被投诉“利用审批权卡压项目”的行政风险。
在之后20多年的公共设计管理生涯中，笔者经常翻看这本手册，陷入深深的困惑：深圳的持续高增量发展，是否注定导致设计审批工作迫于不停提速的压力，最终趋于普遍默认的量化、规范性、“符合性”审查？如何保证那些与公众民生紧密关联的公共建筑，如学校、医院、社会住宅、文体中心等，不会在经年累月的惯性操作下，沦为平庸设计的大本营？如何在保证量的基础上，仍能兼顾文化与社会价值等学术性话题？如何在效率和速度的压力下，在城市地块、空间生产流程无限分解的趋势中，仍能充分的利用政府调配空间资源的优势，保护公共空间利益，城市均质化、碎片化的厄运，营造完整连续的公共空间体系和社区肌理？
正是这些困惑，驱使笔者在过去20多年中，一直努力尝试在日益“程序标准化”的公共行政领域，挖掘“公共设计管理”的多样价值和潜能，丰富其定义和概念。在分享案例之前，笔者想要强调一点：笔者所有的努力和成果，都得益于深圳的启迪——这个“速生城市”的独特议题、挑战、资源、危机，以及它敢为天下先的创新传统，这是推动笔者努力探索的动力。
深圳是一个非常大程度上遵循规划而快速长成的现代都市。它在40年间以高度时空压缩的方式，成为今天实际人口超过2 000万的超大城市，创造了一个中国城市化的奇迹样本。资本的迅速集聚、人口的迅速增加、建设的急剧扩张、土地资源的限制等等，诸多因素促成了深圳独特的城市格局和发展轨迹。
。深圳众多有识之士也很早就开始关注高速而粗放式的城市化给这城市带来的不良后果：城市形态、公共空间和自然景观碎片化，城市空间建设领先于人文精神生活的生长。商业主义价值观通行，导致“地产思维”渗透到空间生产链条的方方面面。为人类理想生活而建造的城市，本应成为文明社会的孕育所，如路易斯·芒福德所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的根本功能在于文化积累、创新和传承
[2]。然而在当下人们对何为“理想城市”缺乏普遍的认知与认同，城市公共性的概念极度混淆，势必造成公共领域的多元价值被单一的“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消解，导致市民普遍对这个新兴城市缺乏主体文化认同感。城市究竟该怎么样建造？为谁而建？深圳作为中国新城发展的样本，在建造一个庞大的物质世界的同时，更应引领社会肌理的重塑和城市文化的累积；而推动城市“质”的营造，需要更细腻、综合的公共设计管理。事实上，深圳政府自成立特区起，一直努力在城市建设的量和质、行政和专业管理之间保持平衡，在探索创新公共设计管理上形成了一个优秀传统。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政府便开风气之先，主办了一系列重要城市片区，如华侨城片区（1985年）、国贸片区（1987年）和福田中心区（1995年）等面向国内外的城市设计咨询，积累了以城市设计为主导手段的城市空间管理经验。1994年，深圳规划局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个 “城市设计处” （后与建筑法规执行处整合为 “城市和建筑设计处” ），负责整个市域范围的城市级政策标准制订，和重点片区城市设计编制和实施。随后，规划局还成立了城市设计促进中心、城市规划发展研究中心等专业机构，作为配套的事业单位为政府提供专业支持。这是深圳规划部门在管理上强化专业属性的一次迭代，建立了完善的城市设计管理架构。
通过城市设计，将空间管理纳入公共政策——这是深圳多年来探索设计管理创新的宝贵经验之一，笔者也深受启迪。段进院士曾精辟论述城市设计的空间—政治双重属性：“不可以忽视城市设计本质上是围绕城市空间环境塑造所进行的利益表达和交易的过程。作为中国政府对城市空间环境治理的一种活动，城市设计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过程，而是一个政治过程，政策性是城市设计的本质属性。”
在深圳经验中，针对某城市片区的城市设计，不单提供一套空间规划设计的具体方案，也指向一套空间生产关系。它促进政府、业主、设计方、建设方、专家和公众等多方订立“社会空间契约”，作为一种常态化的公共参与机制，以类“社会共同体”方式来进行空间干预、建立合作和参与，保障公共空间利益，建设人性化可持续发展城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中邀请公众参与，让新城建设线]。进入第二个千禧年后，深圳还成功打造了一批推动空间话语建设的文化项目，如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公共雕塑展、城市与建筑规划设计大师论坛、设计与生活论坛等等，以多样媒介吸引全社会参与，营造出生机勃勃的文化氛围，为深圳在全国和世界都赢得声誉。
今天，深圳新一轮的城市更新对城市的土地及各种空间资源进行了重构，公共设计管理者当以此为契机，弘扬深圳重视专业属性的公共设计管理的优良历史传统，通过良好的顶层设计，有效的空间营建引导，促请城市设计与建筑师坚持以城市为基地展开空间实践，支持城市设计与建筑规划设计密切配合，积极鼓励公众参与——这无疑是建立这个高密度城市的环境和社会韧性的巨大契机。然而深圳的公共设计管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机构职能、空间生产环节的分解，指向的是公共设计管理综合角色的分解。在城市进入高水平发展的新阶段，政府作为空间的公共利益代言人，在这个缺乏主体文化认同的新兴移民城市，亟需打开思考城市社会的新思路，回应这一特殊的城市文化特质、密集的城市形态以及南方地域气候环境，为城市更广泛人群提供高品质人性化的城市空间和人文精神场所，为市民建构一种新的更具开放性、包容性的都市文化和可持续的身份认同——这些才是“深圳奇迹”背后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如何丰富“公共设计管理”的定义？能不能持续为行政管理注入专业属性？笔者不停尝试在公共设计管理实践中探索新的可能性。按项目属性，笔者的工作大致分为两类：针对一系列公共文化项目，加强项目策划和顶层设计，系统保证公共项目和城市空间品质；针对另一些商业地产项目，通过城市设计引入公共性，营造高品质的街区网络。3.1从“孤岛”到“锚点”——大型公共文化建筑作为街区空间活力引擎
城市中各类公共文化建筑理应是公共活力的主要驱动力，然而近期在国内各大城市中修建的文化建筑，往往由于策划、规划和设计不当，以巨构姿态孤立于空旷的新城中心，与有生机的社区肌理严重割裂，反而制造了城市中心超尺度、非人性化的消极空间。
从设计管理层面看，如果政府仅仅满足于量化和规范化的行政管理，而放弃公共空间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加之整体空间生产链条组织强调“垂直分工”的主流管理模式，非常容易造成文化建筑在前期定位和策划阶段缺乏统筹和有明确的目的性的研究，也易忽视后期运维管理的同步衔接，缺乏高水平的建筑专家从城市、街区层面的公共价值加以引领。一旦项目任务书的制订被归于单一的“工程属性”，走规范流程，该项目在城市意义上的失败几乎不可避免。
痛心于这种现象，笔者怀揣着美好的城市空间愿景，针对自己经手的一系列文化建筑
，尝试采用不一样的设计管理方式：前期开展系统的、城市层面的学术策划；联合空间生产链条上各有关部门，对全过程组织管理模式进行统筹和“再设计”，并且全方位、全过程地为优秀设计的诞生和落地提供持续性保障。这种设计管理的终极目标就是让公共文化建筑弘扬公共性、社会性和文化价值，为丰富多元的公共生活营造高品质城市空间。
3.1.1 案例1：坪山文化中心——从综合体到聚落2012年12月，笔者应邀策划组织“坪山文化综合体”方案设计国际竞赛。当一个近11万 m²、功能繁杂的超级文化综合体酝酿推出之时，笔者看到了它们以城市为背景、整合空间生产的巨大潜力。然而当时这一个项目没有完善的任务书，运营管理机构缺位，甚至缺乏对当地社会人群构成、日常生活及需求的充分调研。
基于对当时全国流行的城市地标型巨构式公共文化建筑现状的反思和批判立场，笔者力图把高高在上的“文化综合体”拉回到市井舞台的“聚落式开放街区”。在大家都陷于“时间紧任务重”的常态时，笔者担当了前期学术策划人的角色，主持了以下工作。
（1）以公共价值为导向重制任务书。鉴于项目用地在城市公园和正在开发的居住区之间，笔者在撰写的招标公告和任务书等文件里，描绘了很多颇具乌托邦色彩的公共空间与人文生活愿景。比如，将项目名由“坪山文化综合体”改为“坪山文化聚落”，潜台词是解构“综合体”，将单体建筑整合为“聚落”，积极融入城市和社区肌理的空间策略导向。总之，从顶层任务书策划开始，就传递出清晰的文化理念、价值取向：期待建筑师以“文化聚落”为导向开展设计，一同营造复合多样的街区网络。期望文化聚落的弹性、生长性以及街区界面都更为复合多样，让文化机构重新链接城市日常生活。
（2）组织跨界学术工作坊。针对招标前期的城市设计研究和任务书的制订，笔者还启动了政府各部门、代建单位、规划师、建筑师、城市研究者、社会学者、运营顾问、艺术家等跨界学术工作坊，尝试开放、多元的公共参与和专业介入决策的空间治理实验。
（3）量身定制集群竞赛新模式。针对为偏远城区创造富有活力和在地性的多元文化聚落这一目标，继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校园之后，笔者再次策划推出了当时独特的“集群设计竞赛”（联展）模式——以“1+X+1（X≥2）”模式组成设计集群，由牵头总建筑师（机构）、X个知名建筑师（机构），以及深圳本地甲级院组成集群团队
（4）细化竞赛规则，明确城市设计的基本要求。传统竞赛也会给出城市设计的基本要求，但往往仅是泛泛描述，未明确规定或要求给出城市空间策略。在竞赛的新任务书里，我们要求参赛团队在资格预审阶段就提交城市设计的具体方案和单体概念，要求设计控制好跟公共利益相关的公共领域的品质，着重关注和表达面向社区和公园的视线走廊、公共通道等。在坪山大尺度城市设计成果前提下，建筑师一定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城市设计思维和空间策略提案，从单体层面响应上位城市设计并适时校验、反向优化原本自上而下的城市设计成果，弥补以往城市设计成果与每块基地的建设之间缺乏实施落地的对接通道的缺憾，目的是强化衔接和重塑项目与周边城市公共空间的整体系统。（5）漫长、繁复的多方协调。光是从中标方案到实施方案的确定，就历经了8个月。整个设计生长过程数次出现重大危机和障碍，以致建筑师都想放弃。在此期间，笔者不断鼓励并敦促建筑师们坚守最初的承诺与共识，并多次跟进和协调坪山政府和代建方等。最终虽然否定了原本更为激进的以大平台连接文化聚落的方案（见图1、图2），单体设计也分头展开，每个方案都做了大幅修改，但三个有独立个性的建筑在体量关系上依然保持紧密对线]
经历8年来各方的艰难磨合，这一项目的策动结果是，在收获了坪山图书馆、美术馆、大剧院三个优秀文化建筑的同时，塑造了7天/24小时的高品质开放性街区。公共空间的在地性、通透性和可达性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和实现。“坪山文化聚落”最终成为深圳的热点文化坐标。公共建筑的文化理想终于照进了现实，为坪山营造了一个融入真实的生活，又凝聚了城市文化和精神的异托邦。
2016年，粤海、蛇口、西丽三所文体中心相继启动设计进程，笔者意识到，在深圳高密度发展的现状下，三所文体中心都坐落在城市密集区，占地面积极为受限，导致不可避免地走向立体化，成为街区垂直文化聚落。以往类型单一的“孤岛”式文体中心缺乏面向日常生活需求的社区属性，结合新的城市和社会语境，社区型文体中心假如没有在地化的场所营造策略，便难以焕发作为公共场所的多维价值。既然三个项目都面临相同的建筑类型单一和高密度的双重难题，笔者便再次以学术策划的思路，将三个散落在不同街区的文体中心打包起来，开展系统的议题思考和前期定位。
以学术思考引领前期策划的设计管理实践是成效卓著的。以都市实践设计的粤海文体中心为例，在保证各类场馆功能独立运营的基础上，建筑师尝试突破城市开放空间仅限于地面广场的概念，将其抬升至空中并与建筑体量在垂直方向上进行叠加，由此形成若干相互连通的空中公共活动平台，在建筑的不同高度上都能提供良好的与城市互动的体验。平台层置入灵活使用且更具公共性的新功能，成为激发都市活力的空中城市客厅（见图3、图4）。粤海文体中心即将在2022年亮相，期待它能够串联起整个街区的公共空间系统，承载丰富的城市生活，成为真正的社区中心。
笔者再次体会到，通过专业统筹的竞赛组织，可以帮助建立起新的街道文体文化建设目标，弥补原片区散点、割裂的状态，让文体中心成为联系周边社区的嵌入式“文化生活锚点”，对整个街区形成网格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及公共空间系统的串联和覆盖。笔者也慢慢变得相信，对多个同类型建筑的设计管理的精心组织，能成为城市建成区活力再造的有效工具，焕发具有在地特征的城市公共生活。
[8]，破解了城市学校改扩建的难题。根据多年的公共设计管理创新实践，笔者协同8所中小学、1所幼儿园开展竞赛和评选，以“公开竞赛+建筑实践展”的机制，推动校园空间设计和管理的精准创新实验。联展同样有充分的学术支持，采用“联合策展人”机制，邀请两岸三地专家组成策展委员会，共同制订计划的设计原则和竞赛规则⑤[9]
从第1季起，笔者便热切期望学校能与周边社区共享某些公共设施和场地。新校园计划7项设计原则第5项倡导：“促进校园自治、开放与共享”。在此倡导和“红线零退距”政策⑥的鼓励下，多个学校设计都将其原本消极的用地红线，转化为学校—社区之间的空间共享积极界面。
“社区共享”原则贯穿了三季“走向新校园”行动计划。第2季“新校园新社区五联展”（见图5），在实现了首季设定的速度和效率目标之余，反思了“高密度校园”的普适性及潜在问题，特别聚焦于高密度校园建设语境下，如何重塑社区和校园的边界，实现校园与社区的积极互动和共享实验。2021年8月，“走向新校园”第3季从福田来到龙岗，新校园行动计划从龙岗区的独特地域文脉出发，策划了以客家书院为主题的“书院营造六联展”，期待从人文层面衔接社区，成为更具有在地价值和文化信仰的公共建筑，为深圳的建筑创作带来全新的学校类型、更具普适性的社会公共资源（见图6）。
左图：5. “走向新校园”第2季：“新校园新社区五联展”简案评审会学术委员会合影
右图：6. “走向新校园”第3季：“书院营造六联展”简案评审会学术委员会合影
在城市空间治理实践中，笔者发现最难撼动和改变的是商业逻辑。前面提到深圳作为一个“速生城市”，其城市发展过于受到商业主义价值观主导，导致“地产思维”渗透到空间生产链条的方方面面，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空间格局。就商业地产而言，深圳的开发似乎一直难逃跑马圈地的粗放型发展怪圈，其直接结果就是在短短二十几年里，深圳各片区充斥着超大地块的“Shopping Mall商业综合体”。该开发模式同质化严重，缺乏在地性、体验感和互动性。每个综合体巨构都横跨若干街区、界面封闭，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城市公共生活真空区，日益加剧了城市日常空间和肌理的碎片化和同质化，让城市变成了一座座“孤岛”的拼贴
为抵抗这种趋势，笔者针对自己经手审批的几个项目，试图采用与管理文化建筑规划设计相似的“一体化设计理念”，将公共价值置入商业项目中，即以城市设计办法来进行建筑设计。具体方法体现在：要求设计成果必须包含周边地区城市设计研究和单体（或综合体）建筑方案设计，两部分内容都占有相当比重，作为方案的评价标准和原则。每个项目都明确要求建筑师回到“城市”，关注建筑与外部城市的逻辑关系，对城市设计的系统和结构再认识，重塑建筑与城市的关联——这显然比纯粹自上而下和单向输入式的城市设计导则更为动态灵活，也更加激励创造性。
3.2.1 案例1：从罗湖“万象城”模式到“万象天地”的“开放街区+mall”
笔者坚信建筑造城，建筑的生成逻辑首先是城市，即便是超大型都市综合体也不能例外。通过与华润公司的多次友好沟通，笔者在2012年组织了公共参与式城市设计专家工作坊，包括业主方、设计方、主管部门等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为充分活跃各方思维、提高工作坊成果质量，我们在现场直接准备了模型、图纸、笔尺等，让参与城市设计和建筑专家当场将其优化意见以图示的方式表达，为谋求公共利益充分提出建议，相互辩论并达成共识。专家组（含商业专家等）为项目建筑事务所KPF提供了大量启发性的、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最终促成业主将封闭的巨无霸拆解为“开放街区+mall”（见图7、图8）。
如今我们正真看到，更具地域性、体验性的“华润万象天地”和“深圳湾万象城”，分别成为“万象城模式”的成功迭代。疫情期间，大型购物商场因空间闭塞受到沉重打击，然而开放街区式的商城仍有充足人流，保持着商业街道的日常活跃（见图9、图10）。
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高度融合的方法在2014年“万科云城”项目再度焕新。该项目位于留仙洞总部基地的核心位置，不仅承担高科技企业的总部基地职能，更是深圳北部片区的区域中心，将为城市边缘注入活力。
按照原本的总部基地项目策划定位，万科采取由一家商业设计公司包揽全部项目设计的传统模式，这轻易造成片区建筑的同质化，难以达成活力街区的丰富多样。笔者当时说服万科，并策划出万科云城“整体开发设计+大型集群设计”的模式（见图11），相当于“总剧本+分镜头”。万科公司采纳了这个操作模式，核心城市策展团队编制任务书，将城市设计成果作为后续单体方案的控制依据，反过来，也接受单体方案意见反馈对城市设计的动态优化。通过这一个渐进式城市设计和交互式建筑规划设计的过程，保障了开放式街区的整体空间品质和良好的单体对线.“整体开发设计+大型集群设计”模式图
通过笔者与核心策展团队的紧密协调，陆续参与进来的30多家设计机构，在不同尺度的街区组团中协同奉献，既保证了城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让各个建筑在对话中保有各自特色。崔愷、严迅奇、都市实践、WOHA等均从气候、尺度、空间等层面创造了真正适合南方城市特质的办公模式和超高层建筑。
万科云城模式极具代表性，这证明设计管理者用于“文化聚落”的专业统筹思维，在商业聚落的开发上也同样适用。基于先进的城市设计理念和公共设计管理方法，能够探索出超级城市综合体开发的新模式，最终推动实现高品质的建成效果和公共价值（见图12、图13）。类似的方法笔者还应用在了同类项目，如特建发留仙洞、国际艺展城等巨型城市综合体上。
3.2.3 案例3：垂直巨构摩天大楼——从“视觉地标” 到“城市生活地标”
。然而，笔者意识到，在21世纪的今天，盲目的高度竞赛和形式的争奇斗艳，并不利于建筑自身和城市空间品质的打造。超高层建筑很容易成为能耗黑洞，也容易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忽视真实、人性化的社区生活。作者觉得，新时代的高层建筑只有在类型上大胆创新才具备建筑学的价值和贡献，应该更关注内部的舒适性、安全性和长效性（生态、节能），协助优化城市资源，与城市环境、人文历史、地域气候相融合，为激增的城市人口创造更多人性化尺度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富有活力与情调的街道生活，成为新一代“城市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基于这个愿景，笔者在前期策划中，就希冀汉京金融中心、华侨城大厦、能源大厦等项目，能成为“深圳近年来最具突破性之超高层建筑”。前二者原方案都是以一个巨大而封闭的Shopping Mall为基座，覆盖大面积的街区，因此，笔者在几个投标文件中，都设置了设计单位需要做周边更大范围的城市设计的具体方案的要求。我们拒绝泛泛的知识见解和信息收集罗列，而是针对性地要求建筑师将所有城市设计议题投射到特定场地和项目上，给出相应设计应对策略，以此作为建筑规划设计评审方案的依据。
最终，汉京项目的主创汤姆·梅恩、能源大厦的BIG事务所、华侨城大厦的KPF事务所，都在充分研究深圳本土气候、文化特质、项目的城市关系后，进行了方案调整，做出了更符合地域特色和生态、具有空间文脉连续性和前瞻性的城市设计和单体方案。
（1）汉京金融中心（罗兰斯宝项目）该项目是深南大道旁320 m高的新地标建筑。2012年，笔者在策划前期对汉京公司团队分享了《超高层建筑研究和案例剖析》，之后他们重新再启动了新一轮高标准的国际竞赛。主创汤姆·梅恩的设计重新思考了传统的办公楼类型，探索出表达当代城市生活需求和文化价值的新办公大楼。大楼建成后，其飙升的高度和戏剧性的轮廓，重新定义了深南大道的天际线。而更为可贵的是，项目在昂贵的地段底层设置了宽阔的广场绿化，给附近区域创建了一个新的城市生活地标（见图14~图16）。
2009年，能源大厦开展建筑规划设计方案国际竞赛，由BIG事务所与ARUP和Transsolar公司联合设计中标。大厦的体量与高度完全回应了城市中心区的城市设计的基本要求，南北两座塔楼与周边的塔楼相协调，为深圳市中心构筑了延绵起伏的天际线。大厦“折叠皮肤”式的外表明上进行了特殊设计，其设计着重关注能源效率，使其尽可能适应本地的气候，并明显提升了这栋建筑的可持续性表现。这一优秀的设计也提升了城市的文化气质（见图17）。
2013年，KPF事务所也放弃了原本“shopping mall”模式大型连续的封闭裙楼，修改后，开放街区保留了场地原有雕塑公园的集体记忆，极大提升了在地人文属性（见图18、图19）。这样的工作更让人们相信，好的建筑可以优化城市、重铸生态、修补城市空间，让建筑更切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中。
公共设计管理，是行政管理，还是专业管理？政府能专注于高度行政化，符合规范、流程、程序等“底线管理”，也可以积极探索更具创新性、综合性、引领性的“高线管理”。显然，笔者多年倡导、实践的是后者，笔者称为“以公共利益驱动、具有专业属性的公共设计管理”。通过多年探索，笔者也试图证明：创新的设计管理，不仅适用于公共建筑（如文化场馆和学校），也可用于（某些）私营项目（如商业综合体和企业办公楼）。针对不同的项目特点，管理者不仅是项目审批者，还可承担多样角色：项目的策划者、智囊、监督者、协调人、资源整合者、护航员，等等。
这当然不是容易的工作。每个另类尝试，都意味着对标准流程和惯性做法的挑战，都要求有关人员成倍的付出。为何需要不辞劳苦做这些？笔者不揣冒昧，尝试列出支持笔者长年以来，持续探索公共设计管理的内在信念。
从空间政治上，政府是城市公共空间利益的代言人和守护者。全球化导致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席卷全球，纵容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大肆吞噬城市公平公正性。而掌握公权力的政府，理应履行职责，与之抗衡斡旋，捍卫城市平权。就空间资源分布而言，也只有政府能承担起空间综合调配工作。政府不仅掌握权力，也拥有最完备的空间资源和信息情报。很多情况下，只有政府有能力集合起分散的地块、业主和空间生产链中的各环节参与者，协同大家打造综合性空间愿景。
从当下城市发展的新趋势来说，也只有政府的创新管理，才能够有效应对新形势的挑战。深圳，连同中国的很多城市，基于土地资源消耗殆尽、建设容量超级饱和的困境，业已转入“存量更新”的时代。这一新的城市语境与新的时代转型为政府的设计管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也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城市规划理论所无法涵盖的。它呼唤设计管理者能深刻理解新一轮城市化过程中的矛盾、制约和潜力，敢于冲破传统规划理论指导下城市管理职能的沉疴痼疾，充分拓展、调配、整合城市空间资源的综合职能，及时来更新城市观念、价值标准、土地利用、空间配置方法，以公共利益为核心诉求，兼备行政效率和专业洞察力，创造性地解决城市难题，重塑美好的城市空间与社区肌理。
公共设计管理者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主推者之一，他们的专业工作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城乡面貌和空间品质。如前所述，当前的新“城市化”进程给“公共设计管理”的使命、职能和运作打开了全新的想象。如何能帮助广大公共设计管理者，配备足够思想、知识和技能，有效地迎接时代挑战？
笔者过去20多年的公共设计管理实践，多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越来越感到有必要依赖广大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为“公共设计管理”清晰界定和发展出一套适用于自己领域的专业相关知识和实践方法——前者涵盖公共设计管理的专业特点、学术定位、历史和理论知识；后者汇集设计管理的工具、方法论和大量实战案例。两者相互支持，至少在短期内，可通过出版、培训等知识传承手段，鼓励和支持广大公共设计管理人员，以更专业和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到高品质的公共项目和公共生活营造中。而他们的探索经验又可反过来丰富公共设计管理的知识体系。从长远来看，无数创新管理人的努力，或许能将“公共设计管理”逐渐发展成一门学科，一门在空间学科（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行政管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本文写作过程中，有幸得到众多对公共事业有相同信念和热忱的同道中人给予的无私关怀和帮助，支撑我度过这段异常艰辛的人生阶段。与学者建筑师朱涛教授、朱逸蕾女士的沟通交流让文章的结构更为清晰，叙述的逻辑关联更为紧密，他们的真知灼见也让文章更为完善。逸蕾严谨细致地为我查阅部分文献并进行注释。深深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巨大情感支持和帮助，这在当下弥足珍贵）
（图表来源：图 1、图2由都市实践王辉提供，图3、图4、图12、图13由都市实践提供，图5: “走向新校园”第2季：“新校园新社区五联展”简案评审会学术委员会合影，左起（周红玫、孟岩、黄居正、何健翔、曾群、董功），图6：“走向新校园”第3季：“书院营造六联展”简案评审会学术委员会合影，左起（董功、冯江、朱荣远、黄居正、周红玫、崔愷、顾大庆、郑晓生、张颖辉、何健翔、龚维敏、黄益辉、马丽娜），图7~图10、图18、图19：由KPF事务所提供，图11由笔者在都市实践的图示基础上绘制，图14~图16：由汉京集团提供，图17: 由能源集团提供）
① 1994年《依法行政手册》发布，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为深圳市“依法行政”的最早试点单位。
② 笔者主持过的重要的公共建筑单体、集群竞赛和文化事件包括：大芬美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坪山文化聚落、粤海/西丽/蛇口三个文体中心、能源大厦、汉京大厦等。
③ 本次竞赛任务书定位和制定以及规则设计参见：周红玫.深圳新建筑的背后——深圳公开竞标制度的探索与实践[J].时代建筑，2014（4）：24-29。
④ 从2017年至2021年，笔者组织了三季“走向新校园”联展，福田、龙岗区合共29所学校参与该计划。
⑤ “走向新校园”第1季更详细的介绍详见：周红玫. 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从红岭实验小学到“8+1”建筑联展[J]. 时代建筑， 2020（2）：54-61.
⑥ 如果学校建筑在地面层为外部社区贡献骑楼式的廊道为公共使用，规自局允许该学校建筑在楼上压红线建设，即零退红线。
⑦ 左翼知识分子经常批评西方的城市发展，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主导。但即便如此，西方城市仍对shopping mall兴建有严控，往往仅允许其在郊区兴建。比如，纽约市区以严格的公共道路网限制商业地块的占地规模，使巨构shopping mall不也许会出现；欧洲更通过立法，严禁shopping mall在市中心建设。反而是在中国，对shopping mall控制不力，任由其在市中心泛滥，肆意剥夺城市公共地面。
⑧ 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发布的《2020高层建筑年度回顾》显示，中国150 m以上的建筑达2 395座，200 m以上建筑达823座，300 m以上建筑达95座，三项指标均居全球第一。
[2]路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M].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3]段进，刘晋华.中国当代城市设计思想[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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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红玫. 从策动到行动——“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机制创新的回溯与反思[J].建筑学报，202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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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的公共设计管理，重塑城市空间与社区肌理》，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作者单位：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者简介：周红玫，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城市和建筑设计处，四级调研员[1] 卓健、王博睿、沈尧 . 重新认识“小街区、密路网” 开放街区的绿色交通组织[J]. 时代建筑，2022（1）：6- 13.[2] 张杰、张弓、胡建新、罗大坤、张冰冰 . 开放街区模式的传统与创新 [J]. 时代建筑，2022（1）：14-19.[3 ] 司桂恒、屈张 . 开放街区“领域性”后评估指标初探 基于社会效益维度的后评估体系延伸 [J]. 时代建筑， 2022（1）：20-27.[4] 葛岩、沈璇、王睿 . 上海开放街区营造的技术与制度探索 [J]. 时代建筑， 2022（1） ：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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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的公共设计管理，重塑城市空间与社区肌理[J]. 时代建筑，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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